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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离异后，孩子究竟更适合与谁一起生活？如何平衡探视权？在一些复杂、棘手的抚养权、探视权家事案件中，法官难以凭借一己之力查明孩子的实际情况和真实想法，社工力量便被引入参与到未成年人民事审判事实调查中。

从2016年起，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开始开展相关工作。如今，社工们每年都会参与几十起家事案件的社会观护工作，帮助许多家庭解决“疑难杂症”。

解词：家事观护

家事观护服务是指社会工作者接受人民法院的委托，在涉未家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的个体情况、家庭结构及功能、监护情况、其他家庭成员与未成年人的互动情况等内容进行调查与了解，参与案件调解、庭审等工作。

这一阶段，司法社工会用15天到1个月的时间，对需要的家庭开展社会观护。与亲友访谈、一起玩游戏……社工们发现孩子的真实需求，形成社会观护调查报告，作为法官判决的参考之一。

在案件结束后，必要时社工会继续提供监护评估、督导、家庭教育辅导、未成年人支持等社会服务，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家事1   

才3岁，为何在爸妈面前“左右为难”

“我不喜欢李佳。”李佳是多多妈妈的名字，当着社工的面，3岁的多多直呼妈妈的名字，直白地表达对妈妈的不喜。在父母离异后，多多一直跟着爸爸和爷爷奶奶生活，但家人称周末要带多多上兴趣班，李佳因此无法正常探视孩子。于是李佳起诉到法院，要求行使探视权。

初看上去，多多的生活无比幸福：独立卧室、琳琅满目的玩具，在家里黏着爸爸问东问西……但一个现象引起了社工李岚等人的警觉，当着多多的面，爸爸毫不避讳地数落前妻的不是。当李岚等人把多多支开，一家人更是打开话匣，开始表达对多多妈的不满。

而在妈妈李佳眼里，女儿多多是爱自己的。李佳说，每次她将多多接出来玩，多多总是告诉她：“妈妈，我喜欢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回家。”因此，李佳坚定主张探视权，想与孩子多一些单独相处的时间。

孩子和妈妈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获得法官同意后，观护社工计划让多多和妈妈在商场里单独相处数小时，法官与社工则在一旁远远观察。见面那天，爸爸带着多多来到商场。见到妈妈，多多脸上毫无表情。但当社工们建议爸爸先行离开后，多多瞬间像变了一个孩子。“妈妈，我要买这个”“妈妈，陪我坐小火车吧”……多多像小树袋熊一样黏着妈妈。在妈妈面前，多多也绝口不提爸爸。

一个三岁的孩子，已经敏感地发现了父母之间的分裂，学会了讨好家长，这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心疼。“万幸的是，尽管爸爸妈妈对彼此有着太多的不满，但他们都爱孩子。所以我们就开始跟多多父母做工作，告诉他们父母双方的爱对孩子来说都是重要的。当面的谩骂、指责，只会让孩子不知所措。”社工李岚回忆。

社工也帮他们消化自己的情绪。“妈妈会揪着爸爸在婚姻当中给她留下的伤害不放，我们让她把更多精力放在现有的生活当中，去看到生活向好的一面，让她在打开自己的同时，减少和爸爸之间的冲突。同时也会做一些爸爸的情绪处理，让爸爸逐渐意识到，成年人的冲突可能会给孩子造成影响。虽然爸爸妈妈分开了，但是同样都爱孩子，这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状态。”社工李岚说。

这对离异的夫妻终于达成调解协议：每个月两周时间由爸爸带着多多出门，两周时间给妈妈。如今，父母双方都能妥善处理探视安排，避免在孩子面前闹矛盾，让孩子不再“左右为难”。

家事2

她为何三天两头起诉前夫

男孩洋洋刚上小学，他的妈妈宋萍萍总是三天两头起诉洋洋的爸爸，探视权、抚养权……每一回的由头都不一样。此前，宋萍萍对探视安排曾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想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走就什么时候接走，不管孩子是否正在上学。这一回，宋萍萍又一次起诉前夫主张洋洋的抚养权，称孩子的爷爷疑似“性侵”孩子，且孩子身上长疙瘩，家里人送医不及时。

面对如此严厉的指控，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副主任王璐倩和社工刘羽等人接到社会观护委派后高度重视。但在洋洋家里，大伙儿发现，宋萍萍之所以称爷爷有不当行为，其实只是因为爷爷为了表达对孙儿的亲热，给孩子洗澡的时候拍了一下屁股。而宋萍萍所说的看到洋洋身上长疙瘩的时候，洋洋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

王璐倩和刘羽渐渐发现，问题的根源在宋萍萍身上。“爸爸平时不管孩子的教育，只会让孩子傻玩。”宋萍萍对前夫的教育理念也感到不满。实际上，周末宋萍萍给洋洋报了各种各样的班，洋洋感觉到压力大，爸爸便建议孩子只需要去上自己喜欢的课程。

而在和社工访谈时，宋萍萍用3个小时诉说了自己在婚姻中曾经的委屈：婆媳矛盾、被指责、被贬低、被抛弃……在婚姻中，宋萍萍积累了太多的负面情绪，以至于离婚后，她对洋洋爸爸照顾孩子的方式百般挑剔。

宋萍萍说，自己曾热爱跳舞，但因为家务事缠身，无暇再去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当时就鼓励她多看看自己跟社会的连接，重拾兴趣爱好；我们还鼓励她交友，投入到新生活里。”社工刘羽回忆。

宋萍萍重新找到了和儿子、前夫家庭的相处之道，定期探望儿子，没有再起诉前夫。同时，她也慢慢找回了自己。“后来我们在朋友圈里，看到宋萍萍发送跳舞的照片，也为她感到高兴。”王璐倩说。

家事3   

夫妻俩为何隐藏真实经济状况

初中男孩林林的爸爸将林林妈妈起诉到法院，称自己家庭经济困难，要求林林妈支付抚养费。从表面上看，林林爸收入确实不高，月入仅两三千元。但爸爸也表示，家里从不亏待孩子，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全家人在学校周边租房住，林林零花钱充裕，“孩子想要一百块钱，爸爸可以给两三百。”爸爸一方面表示自己有条件给孩子提供良好生活，一方面强烈要求妈妈多支付抚养费。

林林爸委婉地表示，双方离婚时，林林妈曾说自己要带孩子，于是就把房子给了林林妈。“我放弃那套房子后，她又不养孩子了，把抚养权又给了我。如果那套房子能给儿子，我就不要抚养费了。”爸爸希望通过主张抚养费，来要回一些财产。

而孩子妈妈同样也表示，自己月收入只有5000元，还要抚养另一段婚姻中的大儿子，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一共只能支付2500元，另一半的工资要留给自己生活。

父母双方看上去各有各的难处，已经尽力抚养孩子。但与林林同母异父的哥哥小钧访谈时，社工们得到了不一样的说法。“虽然妈妈工资不高，但她收入远不止于此，妈妈平时吃穿的档次很高，买个鞋都要好几千……妈妈就是想尽可能少给我和弟弟钱。”在已经成年的小钧看来，弟弟林林的父亲也隐藏了其真实经济状况，虽然提交给法院的工资明细不多，但日常的收入远不止于此。

“女方不想给房子，男方想要房子，于是试图通过以主张抚养费的方式去要房子。”透过大人的一面之词、工资条上的数字等表象，社工最终发掘到了双方家庭经济情况和孩子父母内心的真实目的。

挑战：“这是一个专业性要求高、情绪消耗大的领域”

家事观护是一个专业性要求高、情绪消耗大的工作领域。首先，社工需要具备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等专业知识储备。“比如对方抛来一个问题，你要怎样回应才更合适，对社工来说挑战其实很大。同时，社工也不是简单地告诉当事人‘你需要做什么’，而是与双方一起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从专业角度帮助其解决问题。”王璐倩说。

“一开始，许多人对我们的工作存在误解，比如将我们误认为法院工作人员或律师。实际上，我们的服务核心是关注孩子，将视角放在孩子身上。”王璐倩告诉记者，许多低龄儿童难以向陌生人完整表达自我，社工就会通过游戏、绘画等方式，慢慢打开孩子的心扉，细致评估孩子的真实需求。

而处理当事人的情绪问题，对社工的情绪消耗同样也巨大。“社会观护当事人往往情绪波动强烈，我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倾听他们的抱怨和愤怒，试图理解他们背后的真正需求。有时，面对一些家长的行为，我们也会生气，但我们必须学会跳脱出来，不让个人情绪影响工作。”王璐倩介绍，为此，社工事务所设置有业务督导，在为社工提供专业支持之余，也会帮助社工处理个人情绪，确保工作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工作中，社工也偶尔会面临当事人的不理解和不信任，甚至将对判决的不满归咎于社工。但王璐倩说，“每一次收到来自当事人的积极反馈，就是我们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呼吁：莫让婚姻存续中的问题持续伤害孩子

“一些父母之间存在冲突和敌对，孩子因而产生不安全感；父母双方都拒绝抚养孩子，会让孩子感受到被抛弃；有些父母把成年人的情绪强加在孩子身上，让孩子直面冲突，去向另一方索要抚养费……”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副主任王璐倩碰到过各种各样受伤的孩子。她认为，此类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成年人虽然离婚了，但婚姻存续期间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会持续给彼此和孩子带来伤害。

“孩子是孩子，大人是大人，不要因为大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把孩子当成筹码。不要由于自身的情绪和利益问题，打着对孩子好的名义，去做一些伤害孩子的事儿。”王璐倩常常这样去做很多成年人的工作，帮助他们认识到问题所在。

值得欣慰的是，一些离异家长借助社会观护的契机，在社工的引导下，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和前任改善关系、握手言和，让孩子的生活也重归安宁。个别案例中，离异的夫妻甚至选择复婚。

“家事观护制度是实现‘国家亲权’，加强国家监护的重要举措，通过这一制度，国家能够承担起未成年人最终监护人的角色。”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院执行院长席小华介绍，家事观护制度能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确保他们在离婚纠纷、抚养权纠纷等复杂情况下能够得到全面的关怀和保护。

此外，席小华指出，家事观护制度在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方面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促进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与和解，也有助于发现和预防潜在的风险，如家庭暴力、儿童虐待等，为保护未成年人提供了额外的安全网。

数据：

此前北京高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法院少年法庭已在381件疑难复杂、矛盾激化的家事案件中开展社会观护工作，400余名涉诉未成年人从中受益。社会观护工作帮助多个家庭修复情感创伤，让多年没有相见的父母子女重聚，并协助多名未成年人重返校园，开始新的生活。

（本文当事人，除社工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