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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CSR（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中国新闻周刊率先在国内创办企业社会责任主题活动，成为国内最早一批传播和推动CSR理念的时政媒体。11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发布《致成长：企业社会责任20年发展报告》。《报告》以调研、访谈、案例等形式，回溯责任成长，解码可持续发展，彰显责任之星。以下为《报告》中的系列访谈。
邓国胜的日常工作被教学和研究占据。20世纪90年代末，邓国胜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博士毕业进入清华大学，便一头扎入社会组织领域，开启了自己新的学术生涯，致力于探索如何用创新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可以既激发社会活力又促进社会秩序。
2005年，他在中国新闻周刊主办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上坦言，督促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不仅需要政府、媒体、公民发挥作用，同时还需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发挥作用：社会组织。
20多年来，从社会组织到企业社会责任，再到社会企业，邓国胜的研究始终扎根中国大地。每个特定议题背后，始终关注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福祉。他把自己这个过程概括为两个字：成长。
随着乡村振兴纵深推进，企业究竟以什么样的逻辑参与其中？社会创新又如何与乡村振兴结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与脱贫攻坚相比，乡村振兴挑战更大、任务更重，需要各方主体共建、共创与共享。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图/受访者提供
乡村振兴中的市场逻辑和公益逻辑
中国新闻周刊：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乡村”。在您今年关于县镇乡村的调研中，有哪些最新的结论？
邓国胜：乡村产业发展，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力密集型，需要大量劳动力。随着农村人口外流，农村面对老龄化和空心化难题，劳动力短缺，产业难以发展，必须借助科技力量。
今年我们去江西上犹县调研，发现越来越多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当地乡村发展茶产业等乡村产业。比如，利用传感摄像头采集各方面数据，及时了解哪个地方可能缺水、土壤资源含量不足，哪个地方有病虫，采集数据分析预警，并及时启动干预手段，这极大降低了人力成本。
所以，数字化、智能化对于乡村振兴的作用越来越强大。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数字正在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区别于传统的土地、资本、人力等，数字资源具有可复制性，如果利用得好，它可以快速扩散，产生巨大的生产效率。因为，它不像土地等生产要素被占用了就没有了，而数字生产要素反而越用越多，这是数字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中国新闻周刊：在您看来，数字要素的主推力量是以工商业资本为主，还是以政府行政为主？
邓国胜：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更多是规划、制定政策、监督管理，而企业的角色则是运动员。企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企业介入乡村振兴有不同方式。一种是工商资本下乡，希望从中获取利润，另一种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不追求回报。因此呈现出几种不同逻辑，一个是市场逻辑，一个是公益逻辑，还有一种是新兴的社会企业方式，即介于市场逻辑和公益逻辑之间的混合型逻辑，例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一种社会企业的方式。
乡村振兴战略一直延续到2050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完全按照传统的公益逻辑对企业来说压力会比较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按照混合逻辑，用社会企业的方式参与乡村振兴，用社会企业的方式解决乡村的产业发展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据您观察，社会企业的发展目前存在哪些挑战，如何通过社会企业的参与让农民真正受益？
邓国胜：主要有三点。第一，国内对社会企业出台的法律法规不是国家层面的政策，目前只是个别地方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还需要国家层面出台政策进行鼓励与扶持。第二，对于社会企业这一新生事物，大多数人还是不够了解，也不清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还有哪些更可持续的模式，还需要增加全社会对社会企业的认知，需要培养更多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人。第三，由于社会企业更关注环境和公平，因此在企业竞争过程中会处于劣势，在社会企业成长初期，还需要社会捐赠等资金作为补充，还需要有更多影响力投资资金和耐心资本。
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不仅在生产环节，也在分配环节。传统市场逻辑中，采用龙头企业带农户的模式，有时候产业能够发展起来，但农户不一定能够获得增收，因为主要利润被企业赚取。传统的公益逻辑，依靠企业或个人的捐赠，虽然能够惠及农户，但捐赠资金往往难以持续。我们认为社会企业的逻辑相对能够更好地帮助农户实现可持续增收，因为社会企业不是单纯以赚钱为目的，而是通过三次分配给农户带来更多收入。
当然，政府对社会企业的监管和社会对社会企业的认定也必不可少。一方面，政府出台扶持政策的同时也需要加强对社会企业的监管。另一方面，包括第三方认定机构等社会力量的资格认定和评估也很重要，这样可以确保社会企业真正服务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够真正让渡一部分利益给农户，而非“挂羊头卖狗肉”。
乡村振兴中的共建、共创、共享
中国新闻周刊：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在您看来，相比脱贫攻坚时期，乡村振兴阶段发生了哪些变化？
邓国胜：乡村振兴面临着新的局面，挑战更大，任务更重。与脱贫攻坚时期主要针对贫困县贫困村的建档立卡户“两不愁三保障”标准不同，乡村振兴面临的是所有农村都需要振兴，已经脱贫的要巩固，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维度更加系统全面、水平更高，因此乡村振兴阶段的任务更重、难度更大。
中国新闻周刊：基于乡村振兴的新特征，企业的参与方式会有哪些变化？
邓国胜：脱贫攻坚时期主要是集中力量、资源精准对接。企业作为参与方，主要以履行社会责任的公益逻辑为主。
而在大范围、全覆盖、全方位的乡村振兴阶段，我们的工作方式可能需要发生变化，匹配新要求，实现五大振兴的目标。我们需要更多力量参与，这是长时期的艰巨挑战，基本思路是在党委领导下，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是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大家共同参与到乡村振兴中，与村民和村庄共同努力，共建、共创、共享，各方都能从中获得收益，这才是更可持续的。
中国新闻周刊：实现多方主体共建、共创、共享，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邓国胜：我们还需要搭建平台，完善共创机制。因为不同的群体参与乡村振兴，一定涉及多方主体的沟通协调机制，需要建立激励机制，对于村民，如果没有激励，就难以激发他们的主体性，难以激发内生动力持续参与。对于参与的企业，也需要能够创造共享价值，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也能够获得经济回报。
作者：李权云
编辑：马敏